21深度|欧洲农民之怒:激愤抗议蔓延布鲁塞尔,农业问题将成欧盟选举关键

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记者王艳华 北京报道

“明天(当地时间2月1日),农民们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预计将有1000辆拖拉机到场。这可能会扰乱欧盟领导人的会议。”

这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囊机构MCC(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的传讯主管告诉记者的消息。记者得到这条消息时距离欧洲农民赢得了布鲁塞尔的第一个让步不过数小时――1月30日,欧盟宣布推迟执行迫使他们留出土地以鼓励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健康的规则。

按规定,为了恢复土壤健康并增加面临危机的生物多样性,农民需保留4%的耕地不用于农作物生产;或者,如果农民选择将7%的土地用于种植三叶草等“捕获作物”,他们就可豁免遵守这一“休耕”规则。

根据新提案,到2025年,农民将不再受到保留休耕地或用于农作物种植的要求。然而,显然这并不能满足欧洲农民的期望。据当地媒体报道,法国农民提出了高达140项的诉求,这一让步远远无法满足他们长期以来的渴望。

当地时间1月30日,约10000名愤怒的法国农民实施了他们的“围困巴黎”计划,全国至少100处主要道路被封锁。18名农民试图前往巴黎东南部的朗吉斯食品批发市场,这个食品市场正是此前法国领导人被称为“不能容忍”抗议农民进入的阵地。之后,这18名农民与其他79名制造交通堵塞的同伴一同被强行拘留。在此之前一天,法国内政部下令在巴黎周边部署15000名警察,内政部希望安全部队能够“防止封锁”朗吉斯国际市场和巴黎机场,并启用直升机监视拖拉机车队。

“围困巴黎”的计划距离两名气候活动人士向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名画《蒙娜丽莎》的保护玻璃泼洒汤汁不过几个小时。在此之前,农民们在城市建筑前倾倒成堆的粪便表达他们的不满。虽然1月26日,法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农民,但农民们声称这些措施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

剑指“农场到餐桌”

德国农民像法国农民一样愤怒,原定计划一周的抗议活动已经大幅延长。“在德国,最近一周的农民抗议活动在柏林举行了一场中央示威,参与者多达3万人,有6000台拖拉机,但全国其他(至少数以万计)抗议者的具体数字尚不清楚。”MCC的研究员Richard J. Schenk在采访中告诉记者,MCC组织了1月24日欧洲农民在布鲁塞尔的抗议活动。一位在德国的居民告诉记者,算上近期在德国的铁路罢工,“这是我在德国10年之内见到最大范围的抗议了”。

欧洲农民正在拿起锄头、开着拖拉机进城反抗,他们的愤怒正在与日俱增。法国、德国、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以及荷兰等国都出现了抗议活动。在过去几周,愤怒导致交通堵塞、平民丧命。但抗议仍然在继续。“农民抗议活动影响着所有欧盟成员国,尽管程度因规模和范围而异。”Richard J. Schenk在采访中告诉记者。

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莱德恩(Ursula von der Leyen)1月25日在与农民的战略对话上表示:“我们都有同样的紧迫感,事情必须得到改善,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前进道路,并为你们非常清楚的问题找到共同和持久的解决方案。”但农民们认为这场对话“来得太晚了”。

自去年12月以来,德国农民纷纷走上街头,对取消他们的柴油补贴表示抗议。据德国当地媒体报道,在欧盟国家中,取消柴油补贴前,德国农民的柴油成本位列第七;而在柴油补贴退出后,预计德国农民的柴油成本将在2024年上升至第五位,2025年升至第三位。到了2026年,德国和荷兰的柴油成本将几乎达到同一水平。届时,德国的柴油成本预计将达到每升1.70欧元,而目前柴油成本最高的荷兰为每升1.72欧元。拥有欧盟区域内最高的农业柴油成本,这对于德国农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按照平均每年每公顷使用约110至120升燃料,每个农场平均64.1公顷土地来说,一个农场将多付出数万欧元的柴油成本。

法国农民长达140项的诉求单上包括:取消农业柴油补贴导致柴油价格上涨;每年需要额外支付高额的水费,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复杂的法规使得农民难以明了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又有哪些是被禁止的;欧盟绿色协议所推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禁令,限制了农业生产方式;同时,新的欧盟范围的协议也让法国农民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导致更多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牛肉进口。农民们表示,与这些国家竞争非常困难,因为它们不受严格的动物福利法规约束。

尽管各国农民的诉求都各有重点,但最终都指向了“农场到餐桌”(Farm to Fork)计划,这项欧盟自2020年3月公布的政策,旨在减少农业的碳足迹,加速农业向可持续食物系统过渡。该战略制定了改革欧盟粮食系统的具体目标,包括减少50%的农药使用和风险、减少至少20%的化肥使用量、减少50%的抗菌药物销售量、有机耕作农业用地达到25%。它还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措施,以确保欧盟公民最容易获得健康的选择,包括改进标签系统,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可持续食品的信息需求。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农业政策的长期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优先考虑了粮食安全、战略自主性和可负担的价格。”Richard J. Schenk认为,“永远不再饥饿!”这个欧洲农业的古训已被抛弃,随着绿色政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成为欧盟政策的首要任务,农业产量减少已成为应对目标的准备条件,欧盟委员会愿意减少农业产量以实现这一目标。

愤怒的背后

法国农业生产者全国工会联合会(FNSEA)是法国最大的农业联盟,FNSEA一直强烈反对“农场到餐桌”战略,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后发布的一份声明中,FNSEA呼吁欧盟采取更大措施确保欧盟粮食安全,并称该战略为“去增长”战略,“破坏我们的农业然后进口碳是不负责任的。”

“农场到餐桌”背后,是欧洲农业政策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粮食安全、负担得起的粮食价格和战略自主权是欧洲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洲经济共同体实施了农产品的专业化、技术化、农场合并和共同市场。虽然在这一个时期农业政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其官僚机构的局限性,但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却取得了惊人的实现。

此后欧洲迎来了传统农业政策的淡化。农业体制向多功能新状态演进,其目标包括:农业政策经济高效、财政可行、环境可持续,最后才是有助于农村发展。新的支付系统消除了许多经济低效率,欧洲农业政策达到了一些经济目标。但新目标、尤其是环境目标,意味着停滞不前的共同农业政策必须承担比以往更多的义务。共同农业政策(CAP)在各个部门开始表现平平。

在现阶段,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农业政策仅仅是实现气候和其他环境目标的工具。”农村发展和粮食供应安全已被降级为次要目标。欧洲决策者现在将气候变化视为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从根本上来说,粮食安全不能再成为欧洲农业政策的直接目标,因为气候行动是所有农业政策的先决条件。”因此,欧盟现在的许多措施都积极致力于减少农业产量。“用粮食换碳”的时代来临。

这个时代的来临,直接带来了一个让农民更为无法忍受的结果:欧洲农民的后代大多不会选择再做农民。几代人努力耕作的农场,可能会后继无人。由于绿色政策导致的过高成本,让农民种得越多损失越多。同时,欧洲农民是老龄化人口。超过一半的欧洲农民将在10年内退休,而只有7%的农民年龄在35岁以下。许多老年农民在家庭中没有继承人,在家庭之外也没有确定的继承人。一份抽样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非洲地区的农民,欧洲地区的农民年长较多――非洲40岁以下的农民占43.1%,而欧洲地区只有16.2%;在欧洲地区,只有3.5% 的农民会因为生活方式或新的商机而选择从事农业,而在非洲地区,这个比例为10.3%。

作为绿色协议的重要部分,“农场到餐桌”规定了农业部门在绿色框架下的行动,但被农业部门质疑,相对于工业部门和能源部门,是否对农业部门碳排放要求受到了最公平的待遇。比如,在弗兰德地区,农民认为,对待农业和工业港口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公司也存在工业排放,但却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农民的诉求是:如果农场必须关闭,那么港口也要关闭。

不可避免的政治化

“农业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欧盟选举的关键问题。”Richard J.Schenk告诉记者,至少有两个要素让他对此信心满满。一是荷兰样本,二是政治格局的变化。

在荷兰,氮危机导致了农民公民运动(BoerBurgerBeweging,简称为BBB)的崛起。2021年的执政联盟提出了多项应对“氮危机”的建议,但都是以必须减少农业企业的数量为条件。2021年夏天,农民抗议活动再次开始,氮危机和荷兰农业的未来在2021年荷兰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主要政党都将农业作为其选举宣言的主要议题之一。农民公民运动在2023年3月的省级选举中大获全胜。目前是荷兰的第三大党。

同时,在整个在欧洲层面,“自2022年以来,环保主义绿色政策的政治格局也开始松动。在欧洲议会中,绿色政策的关键要素开始受到中间派和右翼党派的强烈反对,而许多关键法规(如对农药的扩大禁令)未获得批准,”Richard J.Schenk表示。

在德国,抗议活动得到了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及持更极端和反民主观点的团体的大力支持。对于一些欧洲政府而言,更加紧迫的威胁是农民抗议活动引起了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以及激进阴谋论者的广泛关注。

这也引起了自由派和左翼政治人物的担忧,他们担心农民群体正被极右翼政党和怀疑欧盟团体激进化,这些政党和团体准备抓住任何机会,将其作为在6月欧盟选举前渗透主流政治的手段。“在其他成员国,执政党向农民做出了重大让步。在欧盟层面,自2022年以来,环保主义绿色政策的政治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欧洲议会中,绿色政策的关键要素开始受到中间派和右翼党派的强烈反对,而许多关键法规(如对农药的扩大禁令)未获得批准。农业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欧盟选举的关键问题。”Richard J. Schenk告诉记者。

2024年6月,随着欧盟议会选举临近,这场由农民发起的抗议活动可能已经超越仅仅为农民争取权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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